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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3]“州”(“sangiaccati”)来自土耳其语“旗”(“sangiaq”),是土耳其行政区域,类似现代的省分,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额伟德体育后来亚历山大六世做了教皇,在历代教皇当中,他最充分地说明一个教皇使用金钱与武力两者能够得势:他利用瓦伦蒂诺公爵作为工具,并且利用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机会,实现了各项事情,这些事情我在上面论述公爵行动的时候已经谈论过了。虽然他的意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这样作,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因为在他去世和公爵灭亡之后,教廷就成为他的劳动成果的继承者。

额伟德体育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4]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5]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6],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1]原文“拿着粉笔(石膏)”(colgesso),是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国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据说,在1494年查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膏),只要在那里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需拿着剑进行战斗。但是佩尔蒂纳切被选立为皇帝却是违反军队的意愿的。那些军队在先皇科姆莫多皇帝时代就过惯了放纵的生活。现在佩尔蒂纳切想要约束他们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就受不了,于是怨恨由此而生。加之由于佩尔蒂纳切垂垂老矣,为人所轻视,因此当他执政之始就被消灭掉了。额伟德体育[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

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28]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Roano,1460—1510),即“国王顾问”乔治·达布瓦斯(Giorgid'Amboise)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1]洛多维科(LodovicoSforza,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

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6]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7];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但是,让我们谈谈科姆莫多吧,因为他是以马尔科的太子身份根据继承权而享有帝位的,他只要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前进,使人民和士兵满意,他就能够容易不过地保有这个帝国。可是,由于他秉性残忍和野蛮,为了自己能够鱼肉人民,他要买好军人,让他们放纵不羁;另一方面,他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常常走到竞技场同搏斗者格斗,并且做出其他卑鄙的、同皇帝的尊严极不相称的事情,因此,他受到士兵轻视。由于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视他,于是人们合谋反对他,并且终于把他杀害了。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4]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

[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17]富尔利夫人(MadonnadiFurli)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SignoradiFurli)卡德林娜·斯福尔扎(CaterinaSforza,1463—1509)。额伟德体育[1]亚历山大大帝(AlessandroMagno),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是公元前336—323),通过战争控制整个希腊后;于公元前335年东征波斯,战败大流士三世;南侵埃及,建亚历山大城;远征北印度,公元前325年从印度败退;死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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